校友 | 金华日报:红山岁月:他们的青春之歌
日期: 2019-11-07 编辑: 供稿单位: 第07版:浙中特刊讲述

红山全景(向北看)


      在大家身边,有一些人隐藏着曾经不能说的故事。80岁的盛奇洪就是其中一位,当他时隔将近40年再开口讲述时,虽然不善言辞,但细节清晰,甚至连做梦都梦见:“我还在那片红色的荒漠。”

      盛奇洪是“中国核司令”程开甲团队中一名科学家。1968年,北京大学的2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,有两人被秘密派往新疆和甘肃,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,他就是其中之一。之后,他同战友们一起,在新疆红山的荒漠里(如右图),度过了18年光阴。

      花白头发的盛老并不爱说话,闲暇时只静静坐着看书读报,这段光辉的青春岁月,甚至连很多退伍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都不知道;他的太太方玲却像一只快乐的雀鸟,喜爱分享故事。明明是盛老作为主角的故事,但讲述更多的却是方玲,偶尔盛老会补充几句。只有说到北大岁月和红山故事,他的话才多起来,眼睛里闪着光。

      这是一段关于青春、爱情、家庭与奉献的故事。

     “如果能够,那是我的荣耀”

      我(盛奇洪)是义乌佛堂人,在金华一中读书,和玲的表哥是同班同学。当时,金华一中在婺城区蒋堂镇,为了省车票钱,每趟回家,我都是走路,与隔壁村的一个同学,大清早从蒋堂出发,走到下桥(通济桥)买点开口笑当早饭,再一路往东。

      1960年,大家参加高考。玲的表哥考取了清华,我考取了北大,学的是无线电物理专业。

      去北京上学,最大的问题是路费。母亲把木头做的三层稻柜拆了一层,劈成柴火卖掉;我又到金华市区打工,东拼西凑才攒够车票钱。

      20岁的我只身上路。从义乌到北京,要27小时。先从佛堂到义亭,再到上海,再到山东济南;中途到了南京,火车被分成一节一节,上轮渡,过长江。济南站下车一看,候车室里就遇到了很多同学,都是金华一中考到北京的同学,大家就结伴一起,到了北京站再“各奔东西”。

      当年“十一”,我头一回作为学生代表赴天安门参加国庆庆典。天安门前人山人海,彩旗飘扬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烟花,真是“不一样的烟火”。这之后,大家也成了天安门的“常客”,每逢重大节庆、外国元首来京,大家都要作为学生方阵参加游行活动。

      北大是当年学生文艺生活最丰富的地方,每到周末,学校里总会有联谊舞会。不过,热闹是别人的,我是个乡下孩子,并不喜欢这样的娱乐。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和逛北京城。北京本地同学带着大家一路步行,从北京大学走到景山公园,登上并不高的山眺望北京城。那时候我就想,北京可真大啊!人民大会堂、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已相继落成,这样现代化的首都,足以让一个乡村青年热血沸腾。

       在北京,大家大学生每个月能领到一笔不菲的生活费,顶得上农村一个正劳力一个月的工分钱。这让我坚定了为国家奉献一切的想法。为啥?在最困难的时期,是国家培养了大家;国家需要大家,大家就上,没有任何困难和艰苦能够难倒青年。

      1964年10月16日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,中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,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。资讯一发布,举国欢腾。当年,我还是一名大四学生,在北大图书馆翻阅《参考消息》时,我看到了一句话,终生难忘。它写着:“在美国华尔街被奴役、跪着为白人服务的中国人,在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,含泪说:‘中国人站起来了!’”

      这句话让我热血沸腾,心中笃定:“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参与研究原子弹,那是我一生的荣耀。”

      没想到,四年后,我的愿望竟然成真了。1968年,因为“文革”延迟两年毕业的我接到消息,同另一名同学一起,被秘密派往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。我被派往距离马兰还有60公里的红山,他则去了甘肃酒泉。当年,北京大学有200多名应届毕业生,能被选上,不仅要学习好、身体好,而且还要家庭成分好,大家荣幸不已。

      接下来的故事,就要玲给你讲了——

      一封信天天盼,盼一个月才能盼到

      当年,清华、北大都是六年制教学。六年里,为了节约路费,表哥和老盛基本没有回过家,逢年过节就和同学过。也是因为这样,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      被分配在河北石家庄某军工企业的表哥已经结婚生子,但老盛还没有对象。表哥打心眼里替他的人生大事着急。老盛已经相亲了好些次,但都因为异地没成。那次聚会,表哥告诉他:“我金华还有个表妹,是做小学教师的,要不我把她‘送’给你吧!”

      没成想,这个玩笑,一语成真。

      我俩结婚可真是“一波三折”。1970年,我同大我9岁的老盛见了面,几次之后,互有好感定下了婚事。没想到,组织调查却成了结婚的门槛。因为原子研究工作的机密性和特殊性,结婚要经过严格的组织调查。因为我父亲年轻时曾被抽壮丁,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,这就成了家庭成分复杂。特殊历史时期,加上通信不便,一来二去就查了整整三年。

      1973年元旦,组织终于批准。婚后两个月,我刚怀孕,他却休完婚假回红山。当年11月,儿子出生,他没能回来。我妈通情达理:“玲,为了工作让他不要回来了,过年再回吧!”

      远隔千里,没有电话,大家互诉情长的方式只有写信。我每周至少给他写一封信,信中多是家庭琐事和女儿心事,但往往要过一整个月,才能收到他的回信。我是文科的,每次写信都能写长长好几页;而他这个没有情趣的理科男,每回只有短短几行。他并不懂浪漫,最可爱的一句话就是“我也想你啊”。关于工作,他只字不提,我也不问,成了两人之间的默契。

      那些年,妈妈是我俩爱的信差。每天,她都要候在巷口等着骑自行车送信的邮递员,每每抓着人家问,有没有我家女儿的信?如果有,她就像得到宝物一样,拿着信一路小跑到我教室门口,轻轻一句:“玲,信来了。”

      老盛每年回家探亲,带回的礼物就是厚厚的一沓信封,信封上早已贴好了邮票,让我给他写信。但每年回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他写给我的信搜集起来,然后统一烧掉。这就是特殊工作保密到极致的“无趣生活”,不然大家现在会有一整个箱子的信。这也是我最遗憾的事,那些信我收藏得很好,在他远离家的日子里,信上的每一个字我都反反复复,读了又读。

      火车在铁轨上奔跑,爸爸在月台上追

     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,老盛总是沉默寡言。这甚至一度成为我心里的疙瘩。婚后,我俩千里分居15年,他从没说过一句:“玲,你来吧!来看看我吧!”直到前不久,他才说出真相。“从金华到红山,要辗转四天四夜,太辛苦!我不好意思开口让你来,不能因为自己,让你这样奔波。”

      15年里,我只去探亲过3趟。头一回是新婚不久,当时我怀孕4个月,对他的思念到了极致。我撒娇:“妈,我只能在信里读他,好想去见见他。”作为助产士的妈妈没有多想,鼓励我说:“去吧!你现在怀孕4个月,已经稳稳的了。”

      就这样,我踏上了“千里寻夫”的旅程。到红山,坐的是上海到大河沿(吐鲁番)的火车。一路向西,路途漫漫,不知今夕何夕,只有列车员播报的声音告诉大家确切的时间:“旅客们好,今天是几月几日,星期几。”每天循环往复。

      绿皮火车烧着煤,一路“轰隆轰隆”。过了甘肃,车上已经没水了。列车员就提了一桶水,说“对不起,大家把毛巾浸一下,擦把脸”。我也想去浸一浸,结果一看,那桶人人擦脸的水,已经比阴沟里的水还黑,像墨汁一样;我再转头看看身边的人,每个人脸上都只剩一排白牙和两颗乌溜溜的眼珠子。

      终于到了吐鲁番。头一天晚上,老盛已经从山沟里出来,在吐鲁番等我。吐鲁番真像一个大火炉,热到什么程度?空气煮水!他从井里打了一壶凉水给我,不一会就在铁水壶里烧开了,我不小心碰上大腿,就被烫出一个水泡。

      从吐鲁番到红山,大家坐着部队的大卡车,一路荒凉。每隔一段路,会出现一个兵站,是唯一的风景。途中,我想要上厕所,车停了,他给我一指:“在那里。”我一眼看去,什么都没有,又问:“厕所呢?”“在那里!”问答重复了好几遍,我才看到所谓的厕所——大漠里,人们挖了一个坑,往下走就是厕所。妈呀,我也是第一次知道,原来他的工作环境这样艰苦。

      回来时,我怀孕近6个月,上火车都是跪蹲着爬上去的。为了工作,老盛也没有送我。我孤零零地又晃了四天四夜回家。我问过他,你为什么不送送我呢?他支吾半天才说:“当然想送,可我不能那么做。只要是大家小家庭能够克服的困难,就不应该麻烦组织,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杂念,给集体添麻烦,耽误工作任务。”

     1975年和1977年,我又两次带着儿子去探亲,依然是四天四夜的火车。我把三个枕头凉席拼在一起,铺在地上,儿子躺在下面玩,我拿着扇子拼命扇。

      快到车站了,我远远看见他已经站在月台的起点,儿子也看见了,探出脑袋,拼命地喊:“爸爸,爸爸,爸爸!”而他就这样跟着火车一路跑,直到车停下,车门打开。告别时,火车在铁轨上奔跑,爸爸在月台上追,直到月台尽头,儿子的喊声听不见了,火车尾都消失在远方,他还在那里呆呆站着。

      第三次探亲的回程,我遇上了铁路被洪水冲垮,为了不影响开学上班,我不得不乘坐绕道内蒙古辗转北京的车。那年头,买火车票太难了。我只得向部队驻北京兵站求助,是部队同志送我上火车的。上车一刻,我心里满是感动,喜极而泣,不知道该怎么感谢,只记得从怀里掏出两个梨,硬塞给那位同志。老盛后来同我讲,同志回红山后,特意给他带了两个梨,调侃道:“拿着,这是你爱人带给你的梨。”

      那一刻,真是“比一千个太阳还亮”

      回忆在红山的工作,盛奇洪这样说——

      在红山,战友情深厚,因为大家只有彼此。尖端科学研究,环环相扣,研究工作很忙,开夜车时间很长。我负责的是原子弹空爆数据研究,为了照顾家属在红山的同志,我一般喜欢在晚上上机,好让他们家人团聚。

      每当有任务,我都会穿上一件大皮袄,一整个晚上待在机房。有一回,玲来探亲,临时有任务,我也去上机了,让她一个人待着,现在想想也是对不住她。

      有没有一刻是热泪盈眶的?当然有。原子弹爆炸的时刻。怎么形容它呢?站在60公里外的观测塔,等待那一刻。是啊!真是“比一千个太阳还亮”,火球照亮了整个天空。准备时刻,心是揪着的,但那一刻,血是沸腾的。

      1985年,我从部队转业回到金华市计量局,随后调入美高梅官方网站物理系任教,2000年退休。一晃,距离我离开部队都已经34年了。我还经常会做梦,梦见自己还在部队,醒来一想,那是梦啊,我都退伍几十年了,心里很是失落。

      如果你问我,这辈子最好的青春奉献给大漠,错过了妻儿美好的时光,值不值?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太值了。有几个人能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?这一辈子,值了。

      有时候,我也会痴想,会不会有一天,国家依然需要我上阵,那我一定毫不犹豫出列。可是,我又想,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因为大家的祖国越来越强大,年轻力量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,我的技术落伍了,不再需要我了。这样一想,虽然有些失落,但却更加自豪。


来源:《金华日报》(2019-11-07  第07版)

链接:http://epaper.jhnews.com.cn/jhrb/jhrbpaper/pc/con/201911/07/content_161895.html





编辑:蒋红跃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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